[摘要]在大理古城开客栈的老板一般有两种，一种为了情怀，一种为了赚钱。为情怀而来的大多是外省人，是为了追求一种叫做“大理”的生活方式而来，赚钱并不是他们的目的，这些大理的新居民要的是一份大城市无法给予的宁静
云南商业化另一面面具：“《心花路放》确实带来了更多游客，但大理客栈的数量也多了很多，把来的游客都分流了，今年反倒没有去年生意好。”
网上曾有一篇分析大理客栈的文章，文中称：在大理古城开客栈的老板一般有两种，一种为了情怀，一种为了赚钱。为情怀而来的大多是外省人，是为了追求一种叫做“大理”的生活方式而来，赚钱并不是他们的目的，这些大理的新居民要的是一份大城市无法给予的宁静。
另一种，为了赚钱的，则分为云南本地人和单纯的外来投资者。尤其是最近几年，投机客、炒房大军云集大理，到处囤房捂盘，古城的房租在一两年时间里翻了数十倍，在转手和毁约之间，商业化造成的不良习性侵蚀着淳朴的民风。
今年48岁的王红英，是2013年3月来大理的。在这之前，她的一个朋友已经在古城里开起了客栈，由于有地段优势，几乎不愁客源。
王红英曾经在银行工作，后来因为丈夫做生意，自己辞职在家当起了家庭主妇，一直到去年女儿考上大学，王红英突然“觉醒”了，做了那么多年的家庭主妇，自己却没有了自己的事业；加上被大理的气候和环境吸引，她当即下决心，重拾一份事业，也来大理开客栈。“一方面我找到了事做，一方面大理确实很适合居住，太喜欢这里的生活环境了。”
经过几个月的前期考察、找房源，王红英相中了古城南门边一条小巷子里的一栋白族民居。房子一共有12个房间，带一个小庭院，一年租金8万元。王红英和房东签了20年合同，先交了2年房租，简单装修一番后，花去近40万元。
王红英觉得自己谈的这个价格还算适中，自己和房东都没有吃亏，心想着，也算是在大理落下脚了。“本来也没想着要挣多少钱，能持平就好，算是换个地方换种生活方式。”怀揣这样的想法，王红英一直做到了现在。客栈没有做宣传，只是在去哪儿网上登了记，生意算不上好，也不至于太差。
“去年十一黄金周人倒是很多，天天满房，今年按理说《心花路放》确实带来了更多游客，但大理客栈的数量也多了很多，竞争大了，把来的游客都分流了，今年反倒没有去年生意好。”王红英说，看重的倒不是客栈生意，重要的是“要享受慢节奏的生活，不想弄得太商业”。
但让王红英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前两天房东上门，话语间暗示王红英提提房价，房屋租金可能也要涨一涨。
对此，王红英有点生气，“现在这里的本地人期望值很高，你还没把本挣回来，他们就想着要涨房租。我也跟他说清楚了，他们如果不遵守承诺，要赶我，我也不会那么容易屈服，到时候看谁能笑到最后。”
房东，用王红英的话说，“也不是完全不讲道理的人”。看客栈生意也不是太好，之后也没再提涨房租的事。只是王红英心里从此有了个梗，“终究不是自己的房子，不知道能做多久，最后也是会回老家的。”
大理古城里，随处可见转让客栈的广告。不少人或因经营不善，或因房租上涨而决定离开大理，外来租客和房东的拉锯战，已经成了这里人尽皆知的事。
走马观花的游客往往爱上这里淳朴的民风，但只有当了这里的店老板，才会发现大理的另一面。
最好的发展时期
早在途牛被抵制以后，北京青年报《生活周刊》在采访劲旅咨询总裁魏长仁时，他就表示：“类似于途牛被抵制的问题以后肯定还会出现，这是行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
因为一方面，目前各类OTA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以携程、途牛、同程等为代表的线上旅游网站，与传统旅行社在本质上是出于竞争关系。虽然现在双方还必须靠合作来推动自身发展，但要想在未来生存下去，就必须将触手延伸到对方的领域内。在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就看谁能首先剑走偏锋，彻底地站稳脚跟。
另一方面，国家对于新兴旅游行业在立法上还不是很健全。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教授窦群就表示：“在线旅游企业涉及到的部门很多，但是并没有完善的管理条例或者法规来约束或规范其发展，我觉得在线旅游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其发展的阶段了。”同时，窦群也提到相关法律法规滞后于新兴旅游产业的发展，也是导致OTA与传统旅行社纷争不断的原因之一。
但是，不管双方如何激烈斗争，最终如果影响了消费者的利益，那么国家旅游局一定不会坐视不管，不会容忍双方之间的斗争扰乱了正常的旅游市场秩序。从约谈途牛就可以看出，其实国家旅游局是在向旅游企业敲响警钟，保证其竞争在可控范围内。
即便现在OTA和传统旅游企业之间纷争不断，每天都在上演分手又复合的戏码，但是也由于现在各项条例还没有完善，在线旅游发展完全是在摸索时期，窦群依然认为“现在仍是在线旅游发展的最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