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医疗人才信息网有关于医疗改革的两个背景性问题

人才信息网有关于医疗改革的两个背景性问题
近年来，随着医患矛盾的加剧，医改方面的问题也成为医疗事业单位面试考试的一个热点和重点，考生要答好此类题目，就需要对医改的大背景有所了解。但鉴于一些考生刚走出校门，阅历和见闻都还比较浅，很难从宏观角度去认识“医改”，中公教育专家就从两个方面对医改背景进行一些介绍，希望借此丰富大家的知识，提高对题目的综合分析能力。
一、世界性的难题
考生首先要明白，的相关问题并非我国独有，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各国医疗体制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弊病，而究其原因，还在于医疗公益属性与市场化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的构成非常简单：高比例的公费医疗会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要在现阶段实现全民公费医疗确实无异于天方夜谭;相反，推行市场化能够极大地丰富医疗资源，却会出现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
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在力图平衡这对矛盾，包括美国这样体制完善的发达国家。医改在美国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2008年总统选举时，奥巴马将“医疗改革”作为一项重要政治筹码提出，获取了民众的支持，但在正式实施之后，依然引起多方批评和争议。这项改革措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通过强制美国全民购买健康保险，并对保险公司的行为进行规范，达到以行政手段约束市场行为，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的目的。这项改革措施近来也被我国借鉴，《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在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稳步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的基础上，鼓励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多样化、多层次、规范化的产品和服务。商业保险是十足市场化的产物，发展商业保险，以商业保险弥补医疗保障制度的不足，好像在未来还是可期待的。但是，这会与我们现在时常批判的“市场化使医疗机构丧失公益属性”相矛盾吗?市场化是不是真的就那么可怕?其实，市场化中滑向功利主义的还是“人”本身，而我们应该做的不见得就是消除市场化，而是要管住市场中权利和义务的“主体”，限制市场调节的弊端，这就需要建立起法律和制度的秩序，需要对体制进行深入改革，也就是今天我们的“医改”正在做的事情。
而与市场化相对应的，就是绝对的“国家福利”——公费医疗，这在高福利的欧洲国家比较普遍，比如英国，60年前就通过普税筹资的方式建立了全民受益的国民健康卫生体系，并且随着时间的变迁越来越完善。但是，公费也不是十全十美，纯粹依靠财政支持虽然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但有限的资金支持却会使整个社会的医疗资源变得相对有限。不要说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了，即便是英国，也一度受困于公平和效率不能兼顾的问题：病人长时间排队等候就医或手术，缺少对治疗机构和医生的选择空间……直到现在，英国的医疗体制臻于完善，也仍未能完全弥补这些不足，改革仍在继续，但有一条启示是我们应从英国医疗体制中学习和借鉴的，就是不应将医疗制度改革重点放在资金来源上，而应加强对其流向的控制。
综合以上两方面的认识，考生应明确两件事：第一，我们应以理性态度去看待医疗领域中的种种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各方面体制尚不完善，我们只有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去思考，去寻找对策，才能逐渐将问题化解，不仅仅发泄式地批判，或把问题简单归结于医患中的某一方，进行舆论、行政的压制，是不能达到医改的目的的。第二，我们的医疗改革并不是要彻底消除医疗领域中的市场成分，而是要找到市场化与公益属性的平衡点，这才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医改之路。
二、中国医改三十年
考生还应清楚，中国医改政策并非随着“看病难、看病贵”、“医患矛盾”等问题的凸显才开始实施，而是随着这些问题的凸显，发生了方向的转变。
我国的医改之路实际并不短，从1985年正式启动算起，已经走过了漫长的三十年，这三十年中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转折点，大约在2005年前后。直接促成这个转折的事件是2003年那场席卷全国的SARS，不仅对整个卫生体系提出了严峻考验，更直接暴露出公共卫生领域的诸多问题，促使人们反思当时的卫生政策，也在客观上影响和推动了医改方向的转变。
在那之前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一直是我国医改的核心思想。这阶段医改政策是基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大背景而制定，目的是为了突破体制对经济的束缚，打破医疗行业发展的制约。当时这些改革政策确实对推动医疗行业的发展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但因为对卫生事业发展自身特性了解和认识不足，改革措施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反而在不断压抑和积累。
2000年以后，以市场化为主导的医疗改革继续深入，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同时，医疗领域也迎来了一个矛盾的爆发期，过度市场化的弊端开始显现，政府投入不足和卫生政策的失当，使得医疗行业的发展越来越背离公益属性，完全走上功利化的道路。
时值2005年，吴仪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做出批示：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需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同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了要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虽然这一年全国的产权改革依然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卫生部已经开始关注“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质” 问题，尝试制定了《关于深化城市医疗体制改革试点指导意见》。《意见》几易其稿，不断完善，到2009年3月17日最终颁布，为接下来的医疗改革提供明确的方向性指导。
我们目前讨论的“医改”其实就是2009年颁布的“新医改”政策。“新医改”虽然引起了各方重视，但与此同时，医患矛盾引发的流血冲突也在继续升级，国家随之出台了不少行政政策，像《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或“医院门诊禁止限号”的规定等，都力图以行政化手段“打压”缓解“看病难、看病贵”，规范医方行为，重塑医德。但是，我们发现这些行政手段并没有化解“民怨”，反而使医生也开始怨声载道了。与此同时，是舆论一边倒地“讨伐”医方，将医院和医生拉下了神坛。医改的效力到此时还没有发挥出来，但矛盾却越加激化了。2012年，数起“杀医伤医”更像瞬间爆发的炸弹，把医疗行业推到了风口浪尖的同时，也使医生成为了风险最大的职业之一。
此后，各方都开始积极寻找解决对策，或向法律，或向第三方仲裁机构，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直至今日，医改的成效已开始显现，但探索也并没有停止。考生们应该清楚，要从根本上解决医疗领域问题——这个深刻复杂的结构性问题，最根本的途径还是深化医改，对整个医疗行业做一个系统、纵深的调整和规范，一方面从宏观上找准医疗行业的定位，平衡其公益属性和市场化的需求;另一方面就要做好各项具体制度的制定、完善和实施。要确保全民医保制度、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社会资本办医制度、基本药物制度、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等得到有效落实，更要在医患之间建立起平等的信息沟通机制和有效的矛盾调解机制，让理解和信任成为医患关系的主旋律，并确保每一位患者都能在新医疗体制的保障下，得到良好的治疗和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