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之《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

                                       《士与中国文化》之《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之《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春秋战国时代为士阶层表现其群体自觉之第一次，道尊于势的观念即随士之群体自觉而出现。宰我说：“夫子贤于尧、舜”，子贡说：“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孔门弟子把老师推崇在尧、舜之上，正是表示他们所代表的“道”高于时君所拥有“势”。把这个观念推至其逻辑的结论，便会说只有孔子才配为“天子”了。……墨子更有一个组织严密的弟子群。“以巨人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天下》篇）这些学派的集体活动和团体意识都是士阶层自觉的表现，而各以推尊其教主（师）的方式来表示道尊于势的观念。《论语》：“子路问曰：如何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颇有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路》篇）按：《左传》：“士有朋友”（《左氏会笺》卷十五，页五七）孔子之时，百家尚未兴起，孔子在这里是向整个士阶层唤起一种团结合作的精神。从以上这些士的群体自觉的具体表现，以及其中所透露的道尊于势的意识，我们可以认识到战国时代，尤其士中晚期道与势之间的紧张关系。

  稷下学宫的创建是魏文侯、鲁缪公的养贤办法的形式化、制度化。博士制度则是稷下学宫的新发展。

  博士制与稷下制最大的不同有二。第一、前已言之，稷下先生命曰列大夫，是爵比大夫，不在正式官制之中，故时人谓之“不仕”或“不宦”。换句话说，他们根本不是官吏，仍抱持着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但秦汉的博士，则是太常的属官，秩比六百石。博士属之太常，这不但是古代宗教统辖学术的遗意，而且还是官师合一的复古。

  第二、先秦之士持“道”与“势”相抗，所以他们争取和王侯之间保持一种师友的，而不是君臣的关系。稷下先生便是师友关系的形成化、制度化。“先生”一词在稷下有专称意味。这是齐王以师友之礼相待，故称先生而不名。稷下为学宫之名，当时君主有立学宫敬礼贤士的风气。

  秦汉的博士制度则与此不同。汉代博士也称“先生”，但系相对于“弟子”、“门人”而言。博士既为官僚系统中之一员，他和皇帝自然只能是君臣关系。且秩比六百石，虽为清要之官，又安能又稷下先生抗礼王侯的气慨？社会学家韦伯曾说古代新教义的承担者往往和官方宗教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态度。只有稷下先生的“不治而议论”才合乎这种定义，博士则已被吸收到官方宗教之内，即而不能离了。

  历史进入秦、汉以后，中国知识阶层发生了一个最基本的变化，即从战国的无根的“游士”转变为具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士大夫”。这个巨大的社会变化特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士和宗族有了紧密的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士族化”；二是土和田产开始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可以称之为“地主化”或“恒产化”。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能为”，这话只能适用于先秦的游士。汉代的士大夫，至少从汉武帝以后，则很少是没有“恒产”的。“士族化”与“恒产化”事实上是同一社会发展的两面，其作用都是使士在乡土生根。离不开乡土的士当然就不再是“游士”了。

  荀悦（《汉纪》）论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孙弘族郭解之事曰：

  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悦，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辨词，设作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以树虚誉，以为权利，谓之游行。此三游者，乱之所由生焉。伤道害德，败法乱世，先王之所惧也。国有四民，各修其业。不由四民之业谓之奸民。贱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

  《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兼论“俳优”与“修身”》

  一、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虽没有获致一致的定义，但他们都肯定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性格，即以批评政治社会为职志。这在中国也不例外。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反过来说便是“天下无道则庶人议”。而天下永远是处在“无道”或不尽合于“道”的状态。这里的“庶人”也包括“士”。“议”即是“批评”。故孟子有“处士横议”之语。西方学者中强调知识分子的是自由人的一派往往不肯溯其源至宗教的传统，他们转而求之于俗世的背景。联邦德国的社会学家达伦道夫因此把中古宫廷中的“俳优”（fools）看成现代知识分子的前身。“俳优”在社会上没有固定的位分，他们上不属于统治阶级，下不属于被统治阶级；既在社会秩序之内，又复能置身其外。所以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用插科打诨的方式说真话，讥刺君主。西方的“FOOLS”另有“愚人”的涵义，也就是说真话的傻子。这一“愚”的美德在西方思想史备受赞扬。最著名的作品自然要数伊拉斯马斯的“赞愚”了。这种“愚”并不是老子所谓的“大智若愚”或颜回的“不违如愚”，而近乎宁武子的“其愚不可及”之“愚”。不过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并没有把“愚”和“俳优”直接联系起来，更没有想到用“俳优”来和“士”相提并论。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与“俳优”的渊源：“俳优型”的士

  司马迁《报任安书》：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

  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俳优型的知识分子淳于髡，名列齐国的稷下先生，“博闻强记，学无所主”，尤以“谏说”著称。

  《国语·晋语》二：优施“我优也，言无邮。”

  《新五代史·伶官传》：名优敬新磨手批后唐庄宗（李存勖）之颊而竟能以巧语自解。

  《资治通鉴·后唐纪》

  《齐东野语·优语》：“言谈微中”

……

  三、修身：“以道自任”的士

  “修身”之为内在道德实践虽最早由孔子正式提出，但它并不是儒家的专利品。事实上，最先用这两个字为篇名的是墨子，（孔子言“修己”，义则一致。当时各家皆言修身，故近人疑《墨子》此篇为伪作是缺乏充分根据的。）《老子》第五十四章有“修之于身，其德乃真”的说法。《管子》一书中原来也有《修身》一篇，可惜早已遗失了。荀子的《修身》篇反而最后岀。可见这是古代知识分子共有的观念。墨子论修身有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他开宗明义即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则他讲“修身”是专为知识分子而发的。第二。篇中数见“……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至少在字面上很接近孟子的“反身而诚”。第三、他论不“修身”的弊病，其中有一项便是“守道不笃”，尤可证他相信“修身”足以坚定知识分子对于“道”的信持。在墨子时代，“士”与“势”的关系已十分密切，常常面临出处辞受的问题。墨子是主张出仕当以“义”为根据的人，因此“修身”便更为迫切不可缓了。他说：“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用一布之慎也。……世之君子欲其义之成，而助之修身其身则愠。是犹欲其墙之成，而人助之筑，则愠也，岂不悖哉！”（《墨子·贵义》）

  在“势”的重大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只有转而走“内圣”一条路，以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来作“道”的保证。所以“中庸”说“修身则道立”。儒家因此而发现了一个独立自足的道德天地，固是事实。但是从历史的观点看，儒家的最初与最后的向往都是在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