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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美术培训班洽谈艺术价值与批评标准

发布于 2020年05月18日

[摘要]新疆美术培训班洽谈艺术价值与批评标准 批评发生的理由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根据什么对一部文艺作品发表意见?扪心自问,我们真的相信,自己比别人高出一筹吗?
    洽谈艺术价值与批评标准
    批评发生的理由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根据什么对一部文艺作品发表意见?扪心自问,我们真的相信,自己比别人高出一筹吗?
    批评发生的理由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根据什么对一部文艺作品发表意见?扪心自问,我们真的相信,自己比别人高出一筹吗?上世纪三十年代,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月刊,曾向作家们征集“我为什么写作”的答案,当时,共有59位作家回信谈及自己文学实践的经验,以及各自对文学的态度和见解,随后还编成《我与文学》一书出版。搞批评的似乎少有这种待遇,我们很少看到批评家现身说法,告诉我们他作批评的理由。
    我想也许是说不清,或是不好说。有人曾经问我,为什么要写评论?我的回答常常是“有话要说”。这是一种模棱两可的答案,所指有可能是针对作品的观感,也有可能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更多的或是合二为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恰如周作人所说:“批评是主观的欣赏不是客观的检查,是抒情的论文不是盛气的指摘。”我曾经很相信他的这个论断。自然,这不能说不是批评,但这种批评很容易凭个人主观的爱好,妄加论断,弄得批评没有准的。
    记得有一个很古老的笑话,说的是从前有一个商人、一个秀才、一个富翁和一个乞丐,同在一座庙中避雪,因无聊而联句作诗,就以“雪”为题。商人率先吟道:“大雪纷纷坠地。”继而秀才:“都是皇家瑞气。”继而富翁:“再落三年何妨。”乞丐一听生了气,再落三年雪还能活人吗?便忘了诗题,破口大骂:“放你娘的狗屁。”这个笑话给我们的启示大约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个道,就是我们所谓文艺价值,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价值观。而在这个道的背后,还有每个人不同的境遇和社会身份在起作用。
    批评的发生大约是从对文艺作品的选择开始的,选择就是批评,既要选择好的,淘汰坏的,就不能不有一些眼光,这眼光就是批评的眼光;同时也不能没有一定的标准,这标准就是批评的标准。最早的批评标准是孔子制定的,他是儒家的代表人物,而儒本身就是所谓文学之士,他们可以背诵古训,所谓邹鲁缙绅之士之道诗书礼乐者,就是这样一帮子人。他们对文艺(主要是诗和乐)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标准,孔子讲“兴、观、群、怨”,已经涉及文艺的表达,叙述方式,社会认识功能,以及促进社会政治改善的作用等相关的问题,这些都成为后世评价文艺作品的标准。他又有“文、行、忠、信”四教,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主张“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兼顾尚文和尚用,折衷调和二者的冲突,开后世文道合一的先声。然而,其中又有先后,有轻重,轻于文而重于质,尚文成为手段,尚用才是目的。
    孔子的文艺价值观和批评标准在当时也不是唯一的,但其影响两千余年绵延不绝,深入人心,已经内化为一般人的认知方式,直到清末,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情形都未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梁启超是最后一位鼓吹文艺教化功能的古人,也是第一个倡言文艺革命的新人。他从戊戌变法失败得出教训,又从儒家的“诗教”、“乐教”及洋人政治变革的经验中受到启发,把诗与小说(包括戏曲)的启蒙教化功能看得很重,呼吁“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曲界革命”,目的就在于解“新民”之困,在启蒙者与大众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沟通,使“民智民德”的开启成为可能,从而得到移风易俗的功效。
    在文艺思想、文艺批评方面能和儒家构成对应关系的,似乎只有道家。虽然老庄都未正面谈及文艺问题,可是他们的思想却和后来的文艺批评发生了相当的关系,尤以庄子显得更加突出。叶适(水心)说:“自周之书出,世之悦而好之者有四焉: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汨俗者遗其累,奸邪者济其欲。”郭绍虞先生认为,可以再补充一句,叫做“谈艺者师其神”。如果说,孔子所关注的是社会伦理秩序,即所谓“礼义”的话,那么,庄子所关注的却是人的自然性情,即所谓“人心”。伦理秩序要求统一,而人心却是有个性的。推行统一标准以规范天下人心,恰如续凫胫之短而断鹤胫之长,其实是对人的异化,这是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生活,无法逃避的命运。但是,人作为有意识的、自觉的、自由的生命体,一定不会甘心于这种异化的存在状态,他还企图从文化造成的异化状态中,从社会化的现实生活中抽身而出,返回自己的自然生命,返回生命的自然家园,以获得暂时的自由与畅适。我因此想到了卢梭的那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令人欣慰的是,人类居然在暗夜之中,找到了一线缝隙,造就了能够超越这黑暗的一瞬,尽管它神秘而短暂,空灵而虚幻,像梦一样来去无踪,却是人类走向自由的唯一捷径。这就是艺术审美。这是庄子对艺术价值最有价值的发现,而魏晋玄学以及唐宋之后的庄禅合流,更使得以审美为中心的艺术价值观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确立了不同于儒家以政教为中心的文艺批评标准。
    及于晚清,以审美为中心的艺术价值观同样获得了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就是与梁启超同时的王国维。当梁启超试图将“文学”与“革命”放在一起思考时,王国维则致力于发现“文学”与“审美”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也。虽物之美者,有时亦足供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及其可利用之点。    其性质如是,故其价值亦存于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这里有几点很值得注意:一是强调审美活动的非功利性、超功利性,二是强调艺术的独立之价值,三是以文学艺术为“成人之精神的游戏”。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孔子和梁启超的眼光,在他看来,历史上儒家所看重的,常常不是文学艺术自身的价值,而是外在于文学艺术的政治教育目的。他因此惊呼:“美术(艺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并称这是亵渎文学艺术之神圣的不赦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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