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8日,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附近发生了一起砍杀小学生的恶性事件。作为一个父亲,我感到出离的愤怒,晚上便在微信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段话:
有别于普通犯罪(譬如偷窃、抢劫)或有组织的暴力(譬如恐怖主义和黑社会),这种随机性的个人行为未必有什么结构性的原因,施暴者的共性是反社会人格,但原因却各不相同,失业、绝望、缺乏社会流动机会都不能解释这种行为;这种反社会行为也与体制无关,美国、挪威,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发生。这也并非这一例,2010年福建、两广、山东、江苏、陕西等地连续发生了多起针对幼儿园的暴力行为。愿悲剧不再重演,愿死者安息!
需要说明的是,写这段话的时候,我并不是基于一个学者的身份,因为朋友圈是非正式场合,况且我也不是研究公共安全问题的专家;我只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依据普通人的立场和常识来进行判断。这段话获得了一些朋友的点赞,也立刻引发了L君和Z君的质疑。L君和Z君都是复旦校友,也都从事公益事业,不仅人品好,也有较好的学养,素来温和理性,是我特别尊重和佩服的朋友。
L君的质疑是:这个事件是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否定社会因素,否则会让人觉得这个人天生是邪恶的,是该死的。
Z君的质疑是:从逻辑上讲,目前掌握的信息并不能排除这件事与体制无关。简单地把事件归因于变态的反社会人格或泛化的体制,都是偷懒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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