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炸木杆,在部队担任电影放映员的日子

,在部队担任电影放映员的日子，在我的童年，看电影是一件很向往、很神秘的事。那时，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很匮乏，村里最盛大的活动就数看露天电影了。每当听说要来放电影的，小孩们就欢天喜地、奔走相告，太阳还老高，就扛着自家的墩子板凳去占下位子。六十年代，电影少的出奇，同样的一部电影，看多少遍也如醉如痴。

       五岁那年，我偷偷跑出八里路，去沾化县流钟街看《智取威虎山》，离家时天还亮，就根本没顾上想还有回家这事，散了场漆黑一片迷路了，才知有去无回了，正哭着，遇见了我三叔，就乐颠颠地跟着回了家……

       在那个年代，电影放映员在我心目中，，就像今天的航天员一样，根本想象不出得有多大本事，多大福气才能当上放电影的。

       没想到参军到部队，新兵还没下连，因我学过画画会写美术字，作为有“美术特长”人员，被团政治处调到了电影组，成了一名让人羡慕的电影放映员。

       一个新兵蛋子，调入团部的文化圣殿，就像进了天堂一般。,我身上每个细胞都天天兴奋着，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细小工作比雷锋还雷锋，三个老兵的衣服我抢着洗，取片、送片、检片、搬运机器这些技术含量低的活我独自包揽，早起播放军号也是我一人“独奏”。特别是四千多平米大礼堂的卫生，地面还干净着呢，我就舞着扫把再扫一遍。干活就像有瘾一样，有种特雷锋的自豪感。

       我经常把胶皮管接在自来水笼头上，穿着解放鞋冲洗礼堂，脚上穿双湿透的解放鞋招摇过市，那就是对“劳动光荣”的显摆。

       好景不长，1981年春天，脚丫长了些小水泡泡，又疼又痒。到团卫生队医治，治出了“大毛病”。

       卫生队有位刚开始研学中医的何医生，四十多岁的样子，戴着副眼镜，走起路来摇头晃脑，大家都偷着喊他“何老转”。他诊断我患了脚气，开出了以毒攻毒的处方，安排护士在卫生队门前的大核桃树上，折下了一些枝叶煎煮，用煎煮的“中药水”给我泡脚，泡了几次我的脚和腿都胖的鼓了起来，从此我的双脚天天淌黄水，大腿根部的淋巴肿的和鸡蛋一样，发烧不退。从此，我泡了病号，这一泡就是四个多月。

       说起住院也是我的造化，入伍时我就把高中课本都带到了部队，住院无事可干，就啃起那几本卷了角的课本来。就在这年，军队实行了院校招生制度，我报名参加了全军首届统考，考政治时正发烧，挂着吊瓶坚持了下来。结果住院成就了我的军校梦，被济南陆军学院录取。

       院校招生体检时，我的脚气还没痊愈，院校准备取消我录取资格。卫生队刘队长，是一个瘦瘦的干巴老头，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本色一点没变，他找了院校的体检医生，说我的病是医疗事故，保证院校开学之前把我的脚气治好，如果那时还不好再取消录取资格。还和院校体检医生签了书面协议。也许是天佑我这个苦命出身的小子，八月底我的脚气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基本痊愈。

       过了体检关，还有政审关。改革开放之初，军校招生政审很严，后来听老宣传股长说，团党委对我政治上是否符合入军校的条件开了一次专题常委会，起初常委们意见不尽一致，有的认为我出生在地主家庭，入军校应从严把关，提出了否定意见。主管干部工作的政治处主任郭三德，耐心细致地陈述有关政策原则，强调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说我家庭成份已定为公社社员，组织已经允许我参军入伍，入伍后政治表现很好，并调入团政治机关工作，没有理由在政治上设坎阻止军校对我的录取。最后常委们统一了思想，圆了我的军校梦。

       1981年9月，我迈入了军校的大门。两年毕业后，分配回原部队，被任命为俱乐部主任兼电影组组长。前后加起来，我在电影放映这个岗位上干了五个年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电视机还没走进家庭，看电影仿佛是唯一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享受。电影组在部队，不仅是文化的阵地，精神的家园，也是部队做群众工作的窗口。

       电影组还是团里的广播站，担负着采写部队新闻、好人好事和作息、集合、防空等各种号令的播放，团里的图书阅览室也由电影组管理。

       我们的放映机是部队统一装备的“解放103A型35mm放映机”，还有团里自己购置的“长江16mm放映机”。影片来源主要由军队文化工作站计划发放，每月一般6部35mm的影片，也经常到驻地租赁16mm的影片售票放映。

       那时，军队下发的计划片，一年四季只要没有恶劣天气，我们都是照顾到驻地的群众，在训练场放露天电影。由于机器是双机，不存在因换片出现的十几秒放映间隙，影片又是35mm胶片（地方乡村都是单机放映16mm的影片），影像的声光效果也比地方乡村电影队的好。群众看了部队放的电影后，大加赞赏的说:“还是部队的（机器）家什好，一下子撸到底，（人）又大又带劲，（看了）真过瘾。”后来被人们演绎成了泛黄的段子。

       有位战友写过那时看“通宵”电影，与现在可不是一个概念。有次电影放了一半下雨了，首长站起来发话，让各连把人带回去。于是各连纷纷喊着口号，把心有不甘的战士带回去睡觉了。一会雨停了，战士们纷纷要求接着把电影看完，于是连部吹响了集合号，各班的动作比紧急集合还快，不一会儿就出现在操场上。接着看电影，不久雨又下大了，首长又一次站起来发话，让各连把人带回去。战士们议论着电影的结局，兴奋的根本睡不着。不久雨又停了……来来回回折腾了数次，才把一部电影看完解了渴。

       双拥共建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团首长到驻地政府、厂矿企业、学校等单位走访慰问，都要带着我们电影组去放场电影。电影成了军地融洽关系不可缺的载体。

       那时的电影组就是部队的宝贝。电影组的放映员，是从全团几千人中选出的“小才子”，人人都有一技之长，要么能写会画，要么能弹会唱，要么精通无线电技术。那时学校没有开设特长班，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很少，不像现在，“小才子”们遍地都是了。

       我任电影组长的几年里，先后和六位战友，在这个光荣的岗位上快乐的工作生活着。

       和我同年入伍、同年出生的战友顾益勤，来自江南水乡，一身灵气，却不修边幅。荣获了战友赐予的“三仙”雅号。团里有“三个仙”，都先后出自我们政治处，这“仨仙”，共同的特点就是无羁无绊，才华横溢、不修边幅。“大仙、二仙”都是团里的大笔杆子，先后都到师政治部任过干事、科长，后来“大仙”找了个驻地媳妇，提早转业到了临沂市人事局工作。“二仙”调任济南军区政治部写大材料去了，肩上早已扛上了大校的军衔。

       “三仙”精通无线电技术，咱们国家刚有了电视机生产线，他就会修理电视机，到了电影组便开始组装电视机。当时全军广泛开展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活动，“三仙”就被济南军区树为“军地两用人才标兵”。

       “三仙”有三个鲜明的特点，技术精湛、生活脏乱、胡吃海喝。说他技术精湛，就是出了故障的收音机、扩音机、电视机等，他打开一看就知道毛病在哪里，三下五除二一鼓捣就好。团里开办了“军地两用人才无线电义务维修部”由他具体负责，他给战友和驻地群众，义务修理过数不清的家用电器，为团队培养了一批“两用人才”，他的事迹在军内外广为传颂。

       生活脏乱，也许与他没黑没白的趴在电器元件堆里有关。他的生活里有“三不”：不洗脸、不刷牙、不洗衣服。本来挺白净的脸，经常和京剧里的花脸一样，满脸都是横一道竖一道的油污。泛黄的牙齿镶嵌在干瘦的脸上，远远看去像只狸猫。尤其是他的衬衣，穿脏一件就扔在床下的洗脸盆里，直到再没有替换的衬衣了，他从床铺下找出先前换下的衬衣，把衬衣翻过来再穿一遍。大伙和他住在一个宿舍，实在忍受不了他的脏乱，我在礼堂开会用的音响设备机房里，安了张床铺，让“三仙”住上了干部才能享有的单间。

       “三仙”毫不讲究的胡吃海喝。他工作痴迷，生活没有规律，很少去机关食堂吃饭。他是江南人喜欢吃米饭，每次去团农场放电影，他都多少弄些大米回来，团机炮连的鱼塘和菜地都在我们礼堂的周围，他白天偷菜，晚上摸鱼，用电炉子蒸米饭，清水煮菜炖鱼，什么时间饿了什么时间吃，还得顿顿喝半斤烧酒。“士兵紧，干部松，稀里浪荡机关兵”的说法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但是他工作从来不误，集体活动也都准时参加。

       由于他是团里的“能人”，是军区树的标兵，团首长都高看他几眼，我这个小组长拿他真是无能为力。因为他偷菜，团机炮连的连长多次找我，还告到了团首长那里，我只好为他背着“黑锅”。

       任何活动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三仙”后来由士兵直接提干，任命为通信连技师，其实还是在无线电维修部工作，由于缺乏资金，电器元件不能保证所需，他采取了拆西墙补东墙的办法，虽能勉强维持运转，但已进入了恶性循环的衰败境地。随着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活动的淡出，他转业地方工作。我听战友们说，他现在在家乡的镇上，负责人大工作，由于喝酒爽快 “三仙”易名“酒仙”。

       电影组还有个“大侠”唐洪庆，他来自鲁中山区，身体矮小，却十分精干，国画、烫画、玻璃画都画的像模像样。由于他会点拳脚，又性格直率，爱打打闹闹，战友们亲切的叫他“唐大侠”。

       为了密切驻地军民关系，我们一般都是在团部西边的综合训练场放露天电影，训练场东侧有一排通信兵训练攀登用的“油炸”木杆（用沥青炸后防腐），自然也成了我们挂影幕的幕杆，平时我们都是往幕杆上甩幕绳挂影幕，这也是放映员的基本功。他却总是像猴似的，噌噌三两下就爬到幕杆顶端，快速的把影幕挂好，比我们这些老放映员用甩幕绳的规范挂幕法快的多。

       绘制幻灯片，基本都是我和“唐大侠”包揽。我们把部队的教育训练和好人好事，编成故事，采用线描、烟熏、渲染等画法，绘制成幻灯片，在放电影之前播放，对部队有很好的教育鼓舞作用。

       如果哪个连队的事迹被我们绘制成幻灯片播放，在放映前部队拉歌时，这个连队的连长和指导员会轮番上阵，指挥连队拉歌，就像狮吼虎啸一般，能把嗓子眼都喊破。连队的士气会骤然提振。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军家属时兴自己购买木材，请木工在家里打制大衣橱，大衣橱两侧的门板上，都喜欢叫“唐大侠”烫幅花鸟或山水画。那时“唐大侠’拿着电烙铁在团部家属院里，跑了东家串西家，忙的不亦乐乎，成了随军大嫂们喜爱的“小糖包”。

       “唐大侠”是个屁股坐不住的人，喜欢到处出溜。但出溜到那里都讨人喜欢，经常偷着把放映租片收费的电影票送给机关食堂的人，当然他不会白送，会交换回比电影票价值高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酒菜回来，和“三仙”一起再炖个汤菜，弄好后，我们就钻在“三仙”住的礼堂后台上，吆五喝六的灌起酒来。有次“三仙”喝醉后，穿着内裤围着礼堂转圈，我怕被首长看到，想追他回来，却怎么也撵不上他。最后还是“唐大侠”帮我把他拖了回来。

       “唐大侠”后来转为志愿兵，复员后安排在他老家所在的市电影院，继续从事放映工作。

       我们也经常开展技术竞赛活动。检片、接片、挂片，机器故障排除，双机放映无缝隙切换，移动放映幕杆的快速搭设等等。还经常给驻地厂矿、学校书写标语，也担负起了团召开大会会标的书写，政治处《政工简报》蜡纸的刻写和油印等义务。

放映员王焕玉，文才很好，《前卫报》经常见到他的豆腐块。蔡登明，写的魏笔书法内圆外方，结构工整，很有些功底。他俩都考取了军校，王焕玉现在已走上了师职领导干部的岗位。蔡登明转业地方后任扬中市地税局局长。王坚，正楷和美术字写的都有功夫，还喜欢摄影，转志愿兵后，复员安排在老家如皋市广播电视台工作。陈忠明能弹会唱，善于交际，现在是位拥有上亿资产的大老板了。

       我们电影组的六位成员，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都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与在电影放映员这个岗位上的历练是分不开的。

       回想那个时候，还都是些二十岁左右半大不小的孩子，在远离父母的军营，工作生活充实快乐，真的就像歌里唱的 “红红的领章映着我开花的年岁……我为我的选择高呼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