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如何能让好药进入医保目录？
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吐槽”
在第七届健康中国论坛上，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吐槽”：我不赞成我们的费用报销体系是采取一部分报销、一部分不报销的双轨制，凡是与治病救人有关的费用和服务都应该纳入到报销的范围。
从舆论反应看，应该说，高部长的话引发了公众很大程度的共鸣。只是不少人感慨，为啥部长同志在位的时候没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呢？我想，作为部长的高强，可能比普通公众更清楚，一旦将所有医疗服务和药品费用都纳入到报销范围意味着什么，需要多大的医保支出。而这样的支出规模，显然是我们现行的医保体系不可能承担得起的。
一直以来，我国对
、医药实行国家定价、行政管制和限价，结果往往是一“限”就变，原本的廉价药改头换面，改变名称、包装以“新药”新价的方式规避政策，或者干脆从市场上消失。说到底，还是简单的行政管制，让各方的利益缺乏博弈的手段，难以在利益上达到均衡、市场上形成制衡。
今年11月底，国家发改委表态，从明年1月1日起，2700余种医保目录范围内的国家定价药品有望实现市场化定价。这个表态，显然注意到了药品价格行政管制存在的问题，而未来医保改革的方向，就是从政府定价（限价）走向市场协议定价，让政府医保机构作为市场主体的一方，用市场化的谈判手段与
直接进行博弈。
协议定价最大的积极效应，是可以取得政府（公共医疗服务购买方）和药品企业的双赢。一方面，目前自由市场上那些高价高效药品在纳入医保后，患者个人承担的费用减少，这些药品也就具有更大的普惠性；
另一方面，协议定价虽然会使药企在价格上让步，但在协议形式下，这种“让步”，肯定是以保障利润为前提的，而进入医保范围，意味着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市场，销量增加带来的利润积累，同样可以促进研发创新和产业发展。
当然，通过协议定价让性价比最高的好药进入医保目录，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市场上成千上万种药品进行有效评估。如何使有限的医疗保健资源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用？我们或许可以从那些医保体系比较成熟的国家得到一些启示。
法国的医保制度
在法国，是由最高卫生委员会下属的“透明委员会”与“保健品经济委员会”负责管理医保药品选择。透明委员会由来自卫生部及社会保障部、疾病基金会和临床医学领域的专家组成，负责对药品应用价值与经济价值进行评估，并依此确定药品是否应予以报销及报销比例：
用于治疗重大疾病或目前尚不能进行有效治疗、但疗效优于同类产品的药品，报销比例为65%至100%；
用于重大疾病且有一定价值、但价值有限的药品，报销比例为35%至65%；
治疗普通常见病、且明显优于可替代品的药品，报销15%至35%；
用于普通常见病、与可替代品相比有一定价值的药品，报销15%以下；
应用价值低，且不优于同类产品的药品，不予报销。
保健品经济委员会也由各方代表组成，根据透明委员会对药品价值评估的结果与价格建议，与药厂进行价格谈判，协商零售价与报销比例，并与厂家签署相关协议。保健品委员会与企业的定价谈判为6个月至一年。谈判期间新药不得上市。药品一经定价，其价格协议及报销的有效期为4年。
英国的例子
另一个例子是：2007年，美国强生公司开发的多发性骨髓瘤化疗药物“万珂”上市。英国政府负责药品成本效益评估的监督部门认为该药价格太昂贵，不同意纳入英国医保目录。直到强生公司提出“有效则按价收费，无效厂家退款”，英国人才接受了这一建议。
这种支付模式后来被称为万珂反应补偿方案，被引入各国医保体系。去年底，英国政府在与工业界谈判后达成了协议，英国新的药品价格调控计划正式公布实施。根据协议，病人的选药计划需要以特定的
临床数据为审核基础，提高药价必须提供新证据。
在英国，真正对控制药品价格发挥作用的是全国健康和诊疗研究所（NICE）对新上市药品进行的“成本———效益”评估。名义上，制药企业可以对专利药自由定价，但由于NICE的“成本———效益”评估，其结果直接决定了新药能否获得进入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推荐，因此制药企业必须考虑到定价过高将可能得不到NICE的正面评价而影响销量。因为在欧盟国家，实行全民医保，不管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医保药品费用都占整个市场的75%以上。
所以，对于高强的“吐槽”，我的看法是：为了控制成本，完全以价格门槛设置“医保目录”，只选择那些低价低效的药品，固然存在问题；而考虑到医保支付能力，将市场上高价高效的药品一网打尽，似乎也不现实。医保机构的责任在于，从市场中遴选出性价比最高的好药，并将其纳入到医保药品目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