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搜狐财经变革力峰会：寻路中国”在京举行。众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对当下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展开探讨和思辨。面对一个告别狂飙突进的时代，本次峰会意在通过一场思想的交锋与碰撞，把脉中国经济，寻路未来方向。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峰会上表示，高投资支撑的超高速度增长已经不能维持，我们告别了狂飙突进的时代。吴敬琏认为我们应该采取平常心来对待经济增速的放缓，不能因为GDP的增速一放缓，就急急忙忙放松银根，用大规模的投资去刺激。因为多年的历史证明，它有很大坏处。因为我们的经济的最大问题是结构失衡导致效率低下，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结果一定是产能过剩、需求不足。
吴敬琏认为，为防止爆发系统性危机，短期调节是必要的，但不应采取强刺激政策。
吴敬琏还表示，我们不应该安于低效率、低速度的增长。我们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经济的盈利性。过去历史的最大教训，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依赖经济体制和其他社会政治体制的优化。真正要找到出路，就是要按照十八次代表大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扎扎实实的推进改革。这条路是唯一的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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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吴敬琏：谢谢主持人！我还是就这次会议的主题说一点自己的意见。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说“寻路中国——告别狂飙突进的时代”，我理解我们会议所说的狂飙突进的时代也就是过去一些年份我们这种高投资、低效率、高增长这个时代。关于这个问题，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怎么去找寻我们的道路，这是一个近年来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个人特别在今年就这个问题发表过很多次我的思考，我想把它归纳为以下五点：
高投资支撑的超高速度的增长不能维持
第一点，就是这种高投资支撑的超高速度的增长已经不能维持了。这是一个多种客观因素起了决定作用出现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是一去不复返了，也就是说像去年中共中央所指出的，我们进入了一个GDP增速的换挡期。我们所谓狂飙突进，我们开在四档上，一踩油门它就往前冲了，但是这个已经不行了，后继无力，我们现在要换到低档去，因为我们需要爬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或者用另外一句话，叫做我们进入了一个新常态，也就是说旧的那种常态，用高投资来支撑的高速度或者超高速度，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进入了一个增速下降，下降到有人说是中高速、有人说是中速这么一个阶段。
事实很明显，2009年的强刺激，4万亿投资，10万亿的配套贷款，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一个中速拉高到10%、11%的高速，只维持了三个季度。从2009年的第三季度，第二季度是达到了高峰，第三季度就开始下降，连续14个季度下降到今年的第三季度的7.3%。往前看，今年的第四季度和明年，看来还会进一步的小步下降。当然刚才厉教授也说了，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经济里面存在着许多瞒报的因素，所以第三季度不止是7.3，可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有些调查说我们的私营企业有瞒报产值的倾向，但是也有许多调查报告发现，我们有一些高级的政府有一种压下级政府虚报的事实，所以到底是多少呢？恐怕还会存在争议，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下降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而且正像刚才我说的，这些下降的趋势是由客观的一些因素决定的，不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所以我还是觉得我们确实告别了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了。
放松银根坏处大 以平常心对待经济增速放缓
第二点，对于增速的下降我认为应该采取一个平常的心态来对待它。既然它是一个不以人们愿望为转移的事实，我们只能冷静的去看待它，而不要增速一下降，没有实现我们预想的目标，我们就急急忙忙的采用强刺激的政策去把这个GDP的增长速度拉伸到我们所期望的这个数值。本来今年的预期目标，这不是一个指令性的目标，是个预期的目标，人民代表大会所确立的目标是一个预期目标是7.5%左右，不管怎么来预测，今年第四季度的情况并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左右嘛，不是有句话说，7.4、7.3、7.2都在这个目标范围内。但是稍微低于7.4，比如说第一季度低于7.4，人们就非常着急了，到了第三季度到了7.3又非常着急了，就急急忙忙的希望放松银根，用大规模的投资去刺激。
但是这种老办法我们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它有很大的坏处，因为我们现在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效率，是结构存在着失衡，效率低下，于是你用这种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它造成的结果，一个就是产能过剩，因为你投资率越高消费率就会越低。GDP总量一个常数，投资率越高消费率就越低，靠高投资来拉动增长它的结果一定是产能过剩、需求不足，这是个死的事情，这个事情应该说一百几十年前马克思已经做过分析，而且被历史事实证明。
这是一个人们很容易看到的现象，更加深远的比如说因为超量的投资、超量的耗费资源，造成了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欠账太多，寅吃卯粮，造成了我们宏观经济的杠杆率太高，以至于它负债的快速增加造成了实际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可能性在局部范围内，比如近年来跑路企业的增加，表明杠杆率的进一步提高对于我们整体经济来说是很危险的事情。不但如此，而且用投资去拉动增长，它的时效变得越来越短。以今年为例，第二季度的扩大投资只使我们的GDP增长率提高了0.1个百分点，到第三季度又下来了。10月份又有大量的新开工项目，大量的投资，但是现在对于增长并没有看到效果。利弊一比较就可以说明用这样的方法是利少弊多的，而且这个弊越来越扩大，而利越来越减小，所以这是一种不智之举。
我们一方面，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一种短期的调整是必要的，一个是为了防止减速过快，另外一个，要防止爆发系统性的危机，就是说出现崩盘，所以这种短期调节是必要的，松松紧紧，但是从总的方向来看，不应该采取强刺激政策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第三点，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就安于这种状态，就是说低效率、低速度的增长就是我们今后所希望出现的一种常态现象呢？我想不是这样的。新常态这个词最早的含义，美国的太平资产管理公司的一些高管在2009年提出来，说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它当时的含义是说，2008年的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不可能恢复了，这个经济永远就停留在一个萧条的、一个困难的、低速前进的状态，这不是我们所要求的、所希望见到的一个新常态。因为如果低速度同时伴随着低效率的话，我们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我们希望确立的一个新常态，就是要速度是中速的，但是效率应该是比过去高的，所以我们需要尽一切努力来确立一个我们所希望见到的新常态，这就是一种效率比较高的中速增长。
核心问题是要提高经济效率
怎么来确立这样一个新常态呢？它的核心问题，这就是我讲的第四点，它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提高我们经济的效率，使得经济效率提高在支持增长中能够取代投资又占了更大的分量。这就是说要提高增长的质量，所谓提高增长的质量就是要改变我们过去粗放的增长方式，实现一个集约的增长。它的核心问题就是优化结构，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经济的盈利性。
这个当然不是一个现在才提出的问题，早在我们改革开放初期，1981年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务院提出的“十大经济建设方针”就说要环绕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提高效率，它使用的词叫效益，这“十大方针”都环绕着一个问题就是要提高经济效益。当然这个“十大经济方针”没有做细致的从理论上进行的分析，到了1995年在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明确的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的依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效率提高支撑的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当时不但研究了我们自己的经验，而且吸取了苏联的教训，苏联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它一直没有得到成功。我们在1995年重新研究我们自己情况的时候，吸取了苏联为什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过来的教训，就发现体制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所以我们的“九五计划”，就是1996到2000年的“五年计划”，要求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根本转变，是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到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二个根本转变，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第二个转变就是体制的转变，是第一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
在“九五计划”期间应该说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十五”期间，因为大规模的向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投资，使得增长方式有所逆转，到了“十一五”再次规定，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后来“十六大”叫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十二五”，进一步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就是说这件事情提出来已经很久，中间有的时期有所进步，但是总体来说没有得到解决，而且问题积累的越来越严重了，以至于到了“十一五”末期、“十二五”初期，我们资源的短缺、我们生态的破坏，以至于宏观经济来说，资产负债表杠杆率的提高等等，都积累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
回顾这一段经历，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教训，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依赖经济体制和其他社会政治体制的优化。如果不能够通过改革使得我们的经济和其他的体制得到改善，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号召，甚至有行政命令，要求改善结构、提高效率，都不能见效。所以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真正的找到出路，就是要按照十八次代表大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扎扎实实的推进改革。我们在“十八大”前后的改革，是改革的一些前哨战，但是这些前哨战已经使我们得到了从改革推进我们的结构改善和提高效率上的成果，收获了这方面的成果。比如这两年出现的，在增速下降的过程中我们的产业结构有了改善，我们的就业情况有了改善，这都说明这条路是唯一的光明大道，让我们共同努力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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