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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老城区改变为商业区、服务区和适合人居住的居民区；新城区主要是现在的工业园区或开发区、小微企业试验区和物流园区；新社区就是现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提到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都会拿来与当年的美国与日本比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曾在某论坛上公开表示，全球范围看，中国城市化水平很落后，51%的水平是世界平均水平，跟发达国家比，“也就是美国大概上世纪20年代的水平，日本大概1955年的水平”。
国泰君安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是世界上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城镇化率高达85%，“基本达到城乡一体化，农村城镇化”。
“但这不意味着中国要加速城镇化建设。”高汝熹说，“道理与此前表述的一样，就是避免出现投资和房价过热、不以人为本的‘造城运动’等。事实上，只要户籍、土地、财税乃至地方金融平台等各方面的配套完善，8年至10年后，中国一样可达优秀水平。”
除了改革和速度，中国该如何走城镇化之路？是模仿美日，还是借鉴欧洲国家？
知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观点或值得借鉴。他明确说，“中国不能走西方那样的城镇化道路，中国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他建议，中国的城镇化，应由三部分组成：把老城区改变为商业区、服务区和适合人居住的居民区；新城区主要是现在的工业园区或开发区、小微企业试验区和物流园区；新社区就是现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经济学家辜胜阻对媒体说，中国城镇化，首先可依托大城市发展城市群，采取组团式的城市结构，实现城市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其次，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做大县城，发展县城经济，以外延的据点式发展为特征，建设有吸引力的中小城镇，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重点依托县城发展县域城市，引导流动人口向中小城市分流。再次，要创造更多稳定就业。他直言，没有产业基础的城镇化只是唱“空城计”。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明确，“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
值得注意的是，安邦高级研究员贺军撰文称，如决策层把新型城镇化作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动力，就应利用这一动力把中国的民间金融发展拉动起来。他说，“就现在‘影子银行’（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所从事的业务来看，恰恰是中小金融机构、民间金融有可能参与的业务领域。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设计，须考虑到金融市场开放问题、民间金融的发展问题。这样的城镇化进程才会有更加牢固的金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