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照明设计已经蓬蓬勃勃地展开

 从宋代的市镇发展史以及佛山的城市治理史中，我们发现宋后的“市镇化”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城市化的动力来自经济的拓展，而不是权力的命令。其二，城市化的进展跟市镇自治的发育是同步的。
       如果我们要列出一些考察一个社会是否完成近代化、进入现代社会的指标，我想，其中有个指标是不可遗漏的，那就是“城市化”。这是一个从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商业、服务业为经济主体的现代城市社会的历史过程。可以说，城市化乃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套用今日学界与官方的说法，即所谓“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
       城：政治驱动
       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了工商业繁荣的城市，如临淄、邯郸、郢都、郑城等等，都是“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当然其时还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耕时代，城市只是镶嵌在广漠的乡村网络上的商业节点与政治中心而已，虽有城市，但远远谈不上“城市化”。应该说，中国最早的城市化发生在宋代，其标志包括：城市经济非常发达，大量的商业市镇星罗棋布，城市人口达到20%以上，商业税比重首次超过了农业税。许多学者认为宋代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并非全无根据。
       回顾宋代以降的城市化历程，我们将会发现中国有两种城市化的传统：第一种是政治力量驱动的城市化，可谓由“城”而形成“城市”，城，即国家构建的政治中心；第二种是经济力量带动的城市化，可谓由“市”而形成“城市”，市，即民间自发形成的区域经济中心。后一种城市化，跟今日人们常说的“城镇化”相当接近。
       宋代之前，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由“城”而来。国家出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在首都筑造都城，作为一国之政治中心；在各地的要塞筑造县城，作为区域的政治中心。再运用行政系统的动员力量吸纳物资与人口，最后形成商业繁荣的城市。不管是都城，还是县城，都一定会有城墙，城墙既是军事与政治意义上的防御工事，又是经济与社会意义上的城乡隔离线。这样的城市，通常也是封闭的。
       城作为政治中心，可以没有发达的工商业，却不可没有发达的国家行政系统。事实上，都城就是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而县城则是县衙的驻地，城的中轴通常就是官衙所在——象征着权力乃是这类城市运转的中心。城内的工商业分布与居民日常生活，也必须服从于权力的统一规划，一切井然有序。比如宋代之前，城内的“坊”（居民区）与“市”（商业区）截然分开，商业交易严格按照官方规定的时间段进行，“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入夜则实行宵禁。
       到了宋代，坊市制才完全瓦解，城市繁华而嘈杂，临街皆是商铺，商贩云集，酒楼歌馆遍设，瓦肆勾栏等娱乐业兴起，商业广告满街。在商业力量的冲击下，宵禁的惯例也被突破了，出现了热闹的夜市。北宋时，汴梁“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南宋时，“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城墙虽在，但城墙之外，随着城市商业的辐射，已自发兴起人烟稠密的附郭市镇，跟城内连成一片，如汴梁城外有“十二市之环城，嚣成朝夕”；临安“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个小州郡，足见行都繁胜”。不仅都城如此，部分商业发达、生齿日繁的县城也突破了城墙的包围，而向外拓展。
       换言之，尽管汴梁与临安作为两宋都城，其繁荣很大程度上还是有赖于政治中心的地位，但是，经济本身的力量也已经显示了出来，塑造了城市的发展与市民的生活。同时，虽然宋代的城市发展仍然是以“城”主，但另外一类意义深远的城市化已经蓬蓬勃勃地展开了——那就是大量市镇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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