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的制度是将医生与公立医院捆绑在一起，首先是事业单位的编制问题。在中国，医生
与医院的关系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编制对应的是相应的一系列福利待遇，特别是退休以后的养老福利待遇，这是医生愿意留在公立医院的重要原因。其次就是医生的职称，这是中国特色。在大多数国家，医生只有资质和行医权的门槛，而不存在职称的评定，医生的优劣靠的是病人口碑。第三是科研，而科研又与职称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行政部门控制了科研经费和科研项目，同时又将科研成果与职称评定联系在一起，这样便将医生牢牢地捆绑在公立医院的战车上。
三甲医院的位置永远是有限的，不可能容纳每年毕业的这么多学生。但在目前这种体制下，学
生如果进不了三甲医院，去二级医院、基层或者民营医疗机构，就意味着他的职业生涯没什么希望了，因为科研、晋升和职称都与三甲医院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有人说，只要政府多投钱，我国医药卫生体制中的许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其实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投钱问题。如果医生的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无论政府投多少钱，都无法解决看病难的现状。
从我国目前高度行政化的医疗卫生体制转变为社会化体制，意味着政府行政部门需要进行重大
的职能转换，需要将控制资源（也包括医生资源）的权力下放给社会和市场，职能转到对全行业的监管和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上来。就像李克强总理说的，政府部门放弃利益比灵魂革命更为痛苦和艰难。我国医改深化面临的重要挑战正是在于，如何克服政府行政部门权力和利益的诱惑，从整个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向医疗资源社会化的改革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