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比服务外包大国还差什么？
“中国服务”须防重蹈“中国制造”覆辙
从业界、学界到政府，“紧随全球产业转移的新趋势，把着力发展服务业外包作为推进新一轮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策略”已成为共识。
中国比服务外包大国还差什么？
“中国服务”须防重蹈“中国制造”覆辙
从业界、学界到政府，“紧随全球产业转移的新趋势，把着力发展服务业外包作为推进新一轮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策略”已成为共识。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志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更指出：“这是一项影响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重要的战略选择。”但专家们也敏锐地看到，“中国服务”蓬勃的发展势头中暗藏“阴影”，若不能尽快改变，恐重蹈“中国制造”只看成本的覆辙。
各地同质化竞争严重
2008年1月到8月，中国服务外包出口合同执行额超过48亿美元，比2007年全年的近21亿美元增长91.45%；同时，超过20个城市将“打造服务业外包之都”列入了发展规划，2006年起已有京、津、沪、穗、深、宁等16个城市被认定为“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此外还有无锡太湖保护区等四个工业园被认定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园区”；而由各地方省市批建的较低级别的服务外包基地、示范区也不在少数。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理事长陈冲对此深感担忧，他告诉本报记者：“遍地开花的格局，显现出中国政府推动产业升级、发展外包服务产业的热情，但蛋糕远比看上去的要小，各地政府蜂拥而上必将形成内耗、打价格战的纷争局面，不利於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整体发展，使之在与巴西、墨西哥、印度等国家的竞争中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重量级企业暂难担大任
整体实力不强、缺乏重量级外包业务承接企业，也使业界及学界专家担心「中国服务」会被锁定在代工的阶段，难以左右利益分配格局。深圳一位研究软件服务外包行业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服务外包产业分为软件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两大类。目前中国企业承接的主要是小规模、技术含量不高的软件外包业务，较少涉及提供解决方案的高端业务流程外包，主要原因是整体实力不强，在中国，年营业额达1亿美元以上的软件外包企业已是凤毛麟角，而印度企业的营业额达10亿美元只是寻常之事。此外，像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一样，中国的服务外包企业总是强调自己比别人便宜，但事实上，发包方往往更看重承包方为其提升价值的服务能力。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刘志彪教授则向本报指出，「中国服务」被锁定在代工阶段，惟有加强学习与创新才有可能突破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和管理封锁。他分析指出，在国际外包条件下，跨国的发包方既要利用中国承包方的要素成本低廉和市场优势实现其战略目的，又要想方设法运用自己的技术和品牌优势，必然会想办法把承包方的中国企业锁定在产业链低端为其进行国际代工。因此，如果中国的代工企业不能及时把价值链转化为学习链，最终把学习链转化为创新链，那麽依赖於外包所取得的短期经济增长，就可能有损本国企业的长期创新能力的建设。
人才库量多质低
的专业人员表示对制造业而言，充沛的就业人口是中国的优势，但在服务外包产业，这个优势却不很明显，甚至可以说是一块短板。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理事长陈冲指出，中国高校每年都向社会输出上百万大学生，很多人认为中国的人才库是无限的，事实并非如此。“尽管人才资料丰富，可要想找经验丰富、具有良好语言沟通能力及能够适应国际化环境的高级管理人才仍然不易。具体到服务业外包产业，中国并不缺做技术出身的项目经理，但极度缺乏懂管理、善於沟通协调、通晓整个业务流程的复合型人才，这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竞争必需弥补的差距。”此外，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全世界的名声欠奉，也成了“中国服务”的短板。深圳一位研究软件服务外包行业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曾有一家日资企业的驻华代表向他抱怨，与中国企业进行合作时特别担心信息会被泄露。该人士认为：“中国的外包企业想要赢得国际客户，就一定要了解什麽样的内容会被客户视为知识产权，并且需要建立相应的规范来处理和保护这些知识产权的问题；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有利於保证中国接包企业科研开发的活力。”
分羹6000亿国际外包盛宴
内外兼修打造服务大国
目前肆虐全球的金融海啸，使得印度的服务外包产业受到极大冲击。但麦肯锡的一份报告预计，长远来看，国际服务外包仍将是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和转移中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且潜在市场规模会越来越大，至2010年潜在市场规模或达6000亿美元。问题是，“中国服务”该如何尽快补齐自己的短板，以在这场国际服务外包盛宴中分得一杯羹？
首要解决内耗问题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理事长陈冲认为，“中国服务”想在全球市场上争得更多份额，首要解决的是内耗问题。他向本报表示，内地许多城市都声称要建设“软件之都”、“外包之都”，结果形成纷争的局面。他建议各地方政府不要盲目上马，必须结合自身的产业基础、人才吸纳能力、成本等相对优势，发展特色外包和软件产业，否则将没有出路。陈冲还认为，政府在人才培养方面须有更大作为。他建议，政府可通过建立专属的服务外包管理机构，联合服务外包行业协会和有需要的企业，为服务业外包人才的培养提供引导与支持；同时制定相关政策吸引和聘用海外高级人才，以提升内地服务外包业的国际化水平。
此外，完善的法制是国际服务外包产业的保障。很多立案服务发包方不直接选择中国内地企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内地的相关法制尚不健全，因此，政府应当承担起教育本土企业的责任。除此之外，最核心的任务是建立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
借金融海啸重塑“中国制造”
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使印度获得「世界办公室」称号。但接受本报采访的业界及学界专家却认为，印度的服务外包产业对外依存度太高，始终被锁定在代工的阶段，而且金融危机一来就陷入风雨萧条。因此，中国应以印度模式为鉴，结合自己的制造业优势走内外兼修的道路。
南京大学的刘志彪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所谓产业升级，并不意味着中国应该放弃“世界工厂”而转型去做“世界办公室”。相反，利用服务业外包的国际机遇，实施制造业外包与服务业外包协同发展的策略，是解决中国地区发展非均衡问题，并相应地建立多层次的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的最佳工具。他说：“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本来就是以制造业为基础并且不断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的行业。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根本不可能有强大的服务业。因此，随着中国先进制造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原本配置在发达国家的高端服务业，也会因为寻找客户的需要而不断地向中国大城市转移。目前跨国公司不断向中国一线大城市设置“企业总部”的趋势表明，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脑身分离”的状态，将会随着中国制造业规模特别是其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不断地融合。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将会拉起对现代服务业的巨大需求。”
经营能力待加强
对於中国的服务外包承接企业，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理事长陈冲提醒道，服务业越来越多的业务不是流向劳动力最为廉价的国家，而是流向工作完成最好的国家。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企业要做的是：把自己定位为高质量、信誉好的软件提供者，这远远重要於低价。
“目标就是挺进产业链的中高端。不过，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企业要潜心解决自身品牌、内部管理等非技术因素方面的问题。”陈冲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些企业可能有很好的技术，但经营却很糟糕，普遍缺乏关键的国际客户资源。目前，大部分日本的离岸外包业务仍主要从日本的大型lT系统集成商那里分包，中国企业尚未建立起直接、深入和战略性的客户关系，大部分服务外包企业尚不具备国际营销的经验和能力，严重阻碍其未来发展。因此，提升技术方面的竞争能力之外，还须注重提升经营方面的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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