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编导培训机构告诉您：历史书卖给谁？

带您了解：历史学家在写书时，面临着“两个市场”——学术市场和大众市场。孰轻孰重，常常影响到他下笔时的分寸，有时也能在销量和稿费上有所体现。豆瓣评分8.9的《历史学十二讲》一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耿直的探讨。
身为一本史学概论教科书，《历史学十二讲》在法国大受欢迎，甚至成为历史系学生人手一册的畅销书。它的成功，秘诀何在？

管理不善的市场

我们可以说，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历史学也有一个双重市场。一方面是一个学术市场，在其中学术能力是由博学的研究来证明，认可来自同行，这些同行也是潜在的竞争对手，他们可不大会手下留情。在这个市场里付出才华的报偿首先是象征性和精神性的，然后也有可能是职业上的好处。另一方面是一个大众市场。在这里，最受赏识的品质绝不是新颖（人们可以每隔15年就重写一本《圣女贞德》……），也不是方法论上的创新，尽管这二者可以吊起读者的胃口。要在非专业人士那里获得成功，需要以下因素：主题丰富而有趣，结构工整，文风优雅，不作烦琐考证，有时候还需要作品在意识形态上有所诉求，以及作者个人——或者其所在出版社的公关部门——赢得好评的能力。在这个市场中，数量是终裁：报偿是名声、发行量和版税。

以上说法是不是很新鲜，我不太确定；毕竟这个双重市场一直就存在，米什莱和丹纳在这两个市场中都游刃有余，就像《年鉴》学派一样出色……最近半个世纪的特点可能是夏尔所说的“历史学读者的重组”，或是“新的特定读者”的出现。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大众读者知识分子化。他们今日所读的，过去只有专业读者和大学中人才读”。而在实际中，这个双重市场反映了一份职业的双重现实，它既是专业化的，也在社会中负有某种功能。布迪厄将之作为“一种两面派，或者说双重意识”进行分析：
它（历史学）在研究历史事实的科学的现代主义，与学术传统的学院风格和因循守旧（涉及概念和文风时尤为明显）之间摇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一种必然是批判性的研究（因为其所建构的对象一反惯常的表象，也完全无视节庆式的历史学），与一种通过参与纪念来管理集体记忆的官方或半官方历史学之间摇摆……于是历史学场域往往围绕着正相对立的两极组织起来，这两极的不同在于面对社会要求时，它们独立自主的程度不同：一方面是科学的历史学，它不受纯粹民族国家的目标（传统意义上的法国史）束缚，至少是用建构这一目标的方式来摆脱其束缚，它是由专业人士为另一部分专业人士所做；另一方面是纪念性的历史学，一些专业人士（通常是最著名的那些）为扩大研究成果的市场，打起了擦边球，他们通过歌功颂德的著作（特别是传记）和纪念性的文学或是发行量很大的大型丛书来获取世俗的名望与利益……通过出版者和电视的影响（这既是推销商品，也是推销个人的工具），市场以及世俗成功的分量越来越重，我不禁担心，这使纪念性历史学一方的势力越来越大。
——《论德国、法国的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第109—110页。
这种张力是历史学场域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学既不应为此欢欣，也不用为此难过。总的来看，专业人士在大众读者中获得成功毕竟是件好事。另外，对此理应进行更细致的分析：这两个市场之间的关系复杂，此处不能详述。还应考察课堂里的历史学：中学教师所阅读的历史学家很可能既不是成功的通俗类读物的作者，也不是最前沿的专家……我们不必担忧，除非出现有人把在大众读者中获得的承认拿到专业市场来变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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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种情况中可能蕴藏着危险。由于体制运作方面的原因，实际在第一个市场里的评估进行得要比第二个市场慢得多。同行的评判登在专业期刊上（常常是季刊），刊发一篇书评要等好几个月的时间。而在大众读者市场中——其实也不是那么“大”——评估立马就出现了。一本著作刚刚面世，褒扬它的书评都还没有出来，新闻记者就把它夸大成一桩重大的科学事件，人们不禁要问，他们哪来的时间读这本书？同行之后也许会撤销这一评判，但那时已不会有什么影响了，再说，同行的评估不也会受先前那快速判决的左右么？对一本已经有那么多著名笔杆子说了那么多好话的著作，怎么再在专业期刊中说它不好呢？科学上的评判真的有被媒体评判所玷污的危险；这会导致在第二个市场获得的成就在第一个市场中也有效的危险：我们会担心看到，历史学家受命领导研究、获得大学教授职位，只不过是由于他出品的电视系列节目，或是新闻记者捧出来的名声，而这些记者却从未跨进档案馆储藏室一步，也没有真正地读过一本专业著作。
这对历史学来说也许比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危险更大一些，原因有两条。首先是读者大众对历史学的兴趣：非专业的读者通常对历史学著作比对乔姆斯基语言学研究更感兴趣。其次是这个科学共同体力量薄弱。历史学家这份职业由于分裂而被削弱，它没有类似于美国诸多大型学科性学会那样的内部调控机构。30年前，现当代史学会曾扮演这一角色，它每个月都选一个周日开会，这就成了大学中人的碰头会。新手被邀请到会上在这个职业的一众当家人面前做报告，一个来自外省、想进索邦大学的候选教授也能在此展示自己的研究，这很不错。随着历史学家人数越来越多，这个碰头会不再举行，也没有类似组织来接替它。

在以推进科学发展为名义所施展的各种权力策略之间，设置一位大家公认的科学上的仲裁是有益的。然而，很少有这样的仲裁。论文答辩会和学术研讨会应该是在科学上进行较量的时刻，却也是（即使不首先是的话）社交场合，在这里，比之严谨和追求真理，礼节占了上风。博士论文答辩会往往成了候选人的庆功会，批评显得不合时宜，指正就更不用说了。博士候选人请来了家人和亲朋好友，为使仪式能顺利进行，这就要求典礼的主持人最好有名，但首先要厚道。答辩会偏离主旨，评审委员会中要是有谁提到论文中的错误——和所有历史著作一样，论文中总是有错误的——就会被认为是没有教养，那人就好似是被请去吃饭，却在席间指出肉烤焦了。
至于学术研讨会，实在是过多了，我想说，若是出于科学上的正当理由，就不会有这么多。会议组织者可能的确是在追求科学上的目标；至少他们对别人这么说，也许他们也真的这么想。但他们也同时志在将自己或自己所属的机构打造成此领域里在科学上具有合法性的决策者：有时候这是有底气的抱负，有时候则是无根据的妄想了。勒高夫曾批评过滥开无用的研讨会，他说这些会议“盗用了太多研究、教学和撰写论著的时间”，“我们去参加研讨会的次数之多，已经到了有些病态的程度。我们应该注射防止开会病的疫苗”。诚然，研讨会给讨论提供了场所；有时也很有趣。然而许多研讨会却很无聊，也不能给人带来什么收获。这不是因为会议主题无趣或是与会者无能：只是他们去开会并非为了讨论，而是为了露一下面。最想有所表现的是有话要说的新手；因为他们需要被人认识和认可，这些人在会场里待的时间比较长。而这个行当里的名流有诸多要事缠身，他们只是来走走过场，以示对组织者和会议主题的关心：稍微转一圈，既是对会议的支持，又履行了自己学术掌门人的职责，然后他们就心满意足地走了。有些人有职业素养，他们在出席或是主持会议之前会浏览一下提交的报告，而另有一些更自以为是，或是时间更紧，却未必更年长的人甘冒违反常理的风险而不读报告；他们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给自己未曾读过的报告作点评……这很好地证明了，参加研讨会不是为了科学的要求，而是职业方面的社交和权力上的策略。

了解到：话说回来，通过会场与走廊里的交谈，某种调控还是在缓慢进行。就像是在研讨课上多少搭点边的研究者轮流来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一样，在学术研讨会上，信息也在流通，有人成名，有人更有名，有人名声扫地。把论文答辩会和学术研讨会，或者是期刊编辑部里的办公室政治缩减为只是社交往来或是纯粹的权力策略，这会使其存在本身无法得到解释。一种想要具有学术性的职业，其在科学上特有的调控准则是什么，这还有待于澄清。也许正是在此处，在考察一个行会历史的时候，重新体现出对历史学科进行认识论反思的重要性所在。

我们在这里又回到第一讲开头就提出的断言：历史学既是一种科学实践，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历史学家所著的历史书，以及他们的历史学理论，都离不开他们在社会中和在职业圈子里所处的双重位置。本书也不例外。拒绝接受一种标准的、定于一尊的历史学，认为所有被当作是历史学的历史学都值得认真对待、进行分析，主张谁都不能在写作时完全随心所欲，任何人所作的历史都总是或多或少地牵扯到他在历史学领域所处的位置，这种看待历史学的方式适用于今日历史学科不明朗、破碎化的时期，同时也是对之进行补救的一种尝试。和所有的方法一样，谈论方法的话语也不能不受某种情境的影响。这不是说这些话语就归结于此种情境，而是说这种情境是它们无法置之不理的。如果这些话语是旨在摆脱其情境束缚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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