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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同学聚会场所为您解析:紧急!美国全球贸易战重击土耳其

发布于 2018年08月14日

[摘要]时值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美国却再次成为新兴经济体货币危机的始作俑者。受一系列政治冲突及互征关税的影响,近日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连续走弱,8月份以来累计下跌近15%,相对年初已下跌已超过50%。货币贬值导致土耳其7月份通胀率飙升至16%。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俄罗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当新兴经济体普遍遭遇货币危机的时刻,持有这些国家外债的跨国金融机构(以西欧国家为主)也正面临巨大的破产风险。

为您解析:紧急!美国全球贸易战重击土耳其

     时值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美国却再次成为新兴经济体货币危机的始作俑者。受一系列政治冲突及互征关税的影响,近日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连续走弱,8月份以来累计下跌近15%,相对年初已下跌已超过50%。货币贬值导致土耳其7月份通胀率飙升至16%。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俄罗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当新兴经济体普遍遭遇货币危机的时刻,持有这些国家外债的跨国金融机构(以西欧国家为主)也正面临巨大的破产风险。但这仅仅是开始。因为这种情形下的强势美元会给其他国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后果。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同时也是美国贸易战的主要目标,面临巨大挑战。

在金融资本全球化时代,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加深了全球的相互依存关系,新兴经济体货币危机势必拖累发达经济体,途径有二:第一,通过发达经济体对新兴经济体的外债风险敞口,加大发达经济体银行业风险,甚至导致部分银行破产;第二,美元走强,美联储将加大升息幅度,吸引资本大量流入美国,如果其他国家不想面临资本进一步外流的风险,就必须收缩与美国的利差,但这就意味着,解决其国内经济问题采取的其他政策空间将受到限制。

随着此轮新兴经济体货币危机的蔓延,未来全球经济的情形很有可能与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相似。当时,里根政府治下的美国以非常高的利率和超平均水平的利润率,吸引来自西欧、日本和加拿大的资本流入。1979年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累计额为545亿美元,到1986年底猛增到2093亿美元,7年增加近3倍,平均增长率高达21%,其中,西欧国家占投资总额的2/3以上。而西欧和加拿大的经济复苏迟缓、增长率低,国内市场需求疲弱,投资前景暗淡;日本由于国内市场相对狭小,市场问题也很尖锐,非美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维持低利率的政策需求。因此,不管是在每年一次的“七国首脑会议”上,还是在IMF和世界银行的年会上,美国的高利率政策不断受到西欧各国政府、日本政府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经济学家的指责,但这没能促使其改变货币金融政策。最终,西欧国家被迫大规模削减社会福利,提升利率,实行货币紧缩政策,经历了长达5年的经济负增长。

当前,美国是否会因为货币危机对发达国家的传导而对贸易制裁有所收敛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相互依存是现代国际经济体系的根本特征,但美国早已习惯了使国际关系服从于其霸权主义的对外政治和对外经济利益,把实行对抗方针造成的各种经济负担转嫁给其它国家,尤其是其主要竞争对手西欧及日本,当然,现在还包括中国。

历史经验证明,每次金融危机后实行盯住汇率(包括各种不同程度的盯住锚货币)的国家数量就会增加。这些国家大部分是新兴经济体,盯住的锚货币主要是美元。在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许多东亚国家在危机中放弃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但危机过后,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的货币又再次盯住美元,韩国和泰国的汇率波动幅度也明显降低,几乎所有东南亚国家都回到了危机前高频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根据IMF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实际汇率制度最新统计,在188个经济体中,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经济体比例从2008年的52%增至2016年的57%,这些数据表明了大多数经济体具有“浮动汇率恐惧”。他们既害怕本国货币升值,因为这会影响出口;又害怕本国货币贬值,因为这又会提高国际资本市场的借贷成本。

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一员,贸易冲突叠加货币危机使中国面临诸多困难,尤其是当下正值新一轮金融开放,如何避免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应考虑进一步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因为外币跨境收支越多,风险越大,就像2009年中国的国际贸易都以他国货币结算,宏观微观的货币错配问题非常严重。在那之后,虽然中国不断推进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但人民币支付的国际份额仍非常低。2017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占全球国际贸易总额的12%左右,而以人民币支付的金额在全球范围还不到2%;以人民币结算的进出口额仅占中国总进出口额的15%,相比2015年30%的峰值有明显的下降。

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用“原罪”一词给“浮动汇率恐惧”这一现象以理论上的解释,即新兴市场国家缺乏完善的金融市场。但与以往不同的一点是,抛开土耳其、俄罗斯等国的内部经济问题不谈,此次货币危机的外部导火索无疑是由美国发起的全球贸易战引起的。因此,从地缘政治和外交姿态考虑,新兴经济体必然出现“去美元化”的政治诉求,而转而寻求新的锚货币。从经济角度看,人民币无疑是最优选择,原因有三。

第一,中国贸易规模位居全球之首;第二,中国具有完善的国内债券市场,债券规模仅次于美国;第三,人民币汇率实行有管理的浮动,相对稳定。因此土耳其总统已准备好通过使用人民币、俄罗斯卢布、乌克兰货币等进行贸易结算,还计划首次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根据土耳其统计局数据,2017年中土贸易逆差为205亿美元,占土耳其全部贸易逆差的27%,如果实现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能大幅缓解双方进出口企业面临的汇率波动风险。而俄罗斯用人民币或卢布进行跨境贸易结算早已在石油贸易上顺利实现,并对其他石油国家用人民币结算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总之,人民币有可能成为新兴经济体在面对“浮动汇率恐惧”时新的锚货币。

近年来,人民币无论是隔日汇率波动,还是日间汇率波动,都明显加大,呈现明显双向波动的趋势。尤其是今年以来,人民币中间价定价基本遵守了定价公式,接近于“清洁浮动”。央行在8月10日发布的《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表示,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松紧适度”;并明确表示不搞竞争性贬值,不会将人民币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等外部扰动。因此,在与美国贸易冲突升级的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在跨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可避免贸易企业汇兑损益。更重要的是,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兴经济体货币危机,只有立足本币的金融开放才是风险可控的、可持续的金融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