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艺考培训机构带你看在实践中习得法律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学生们在大学里读完四年本科，有的还要再读三年研究生。不过，即便在读书期间成绩名列前茅，能把法条背得滚瓜烂熟，理论书籍也看了一大摞，甚至还发表过几篇学术论文，可如果没有在法庭或其他场所“实战”过的话，那他所习得的法律依然只是些死教条，算不得真正掌握了法律。

严格说起来，对于法学院不做律师的专业基础课老师来说，充其量也只能是个口头上的法律人，因为法理中有许多“应该是这样”的“应然”，司法实践中却有诸多“实际上那样”的“实然”，老师们缺的就是临场实战的经验。因此，学生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人，把他们所学的枯燥的条文、高深的原则、精妙的法理与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关联起来，那就须走出校门，走进律所、检察院或法院等实务部门，在实践中了解程序的运行，体会制度设计的价值所在。所以，对于法学院的学生来说，实习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在现代法学教育兴起之前，法律人的培养主要是在从事实务中完成的。在我们的传统法律文化中，因为孔子曾主张建立一个“无讼”的理想社会，所以“息讼”、“厌讼”的观念一直影响着国人，读书人更是不屑于研讨法律，视法吏为鄙职，以“兴讼”为耻辱。而科举取士的方式，又使读书人痴迷于制艺帖括，醉心于义理性命，中举后领命去做州县亲民官，在面对民人的户婚田土细事纠纷时，只好如贾雨村一般“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为应对日常的法律问题，这些国家官员只好倚赖那些没有编制的体制外的刑名幕友们来出谋划策，“府州县官员多有不晓刑名不知律意者，遇有刑名事务多有不能剖决问题，而惟听于主文之人”，刑名幕友遂有了用武之地。他们以自己的法律专长介入司法活动，实际左右着狱讼的曲直。而学幕则主要靠师徒传承，学徒既要读律，学习理论知识，又要在业师的指导下办理一些轻微的案件，进行实际操作，可以说是在干中学，学中干，在实践中加深对律例的了解，掌握公文格式和写作技巧，领会律文的内涵和精髓。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高浣月在《清代刑名幕友研究》一书中，将其称为彼时的“案例教学法”，可谓是一语中的。可以说，古人学习法律以“读律”为辅，以办案为主，其“实习”的过程更有助于早日进入法律人角色。

无独有偶，在英国独具特色的出庭律师培养方面，也同样侧重于学员的实务训练。在历史悠久的格雷、林肯、内殿和中殿四大律师学院中，他们向学员提供的课程就带有很强的实践性，如口头训练、会见技巧、谈判方法等，而在学习过程中，出席法庭旁听律师辩论和法官审案则是最重要的学习方式之一。

律师学院为学员授课的讲师，一般都是资深出庭律师或法官，本身即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授课以启发学生思考、掌握学习法律方法为主。而且，律师学院有一项要求学员们必须参加一定次数的“晚餐会”传统，也就是学员和主管人、讲师等共聚一堂，边进餐边议事或听演讲。学员们在最终获得出庭律师资格后，还要在律所中做“实习助手”，他们可以跟着律师工作，跟随他们一起出庭，在开庭或会见当事人时为律师做记录，同时，学生还会应要求对案件进行背景调查和准备对案件的意见。英国律政剧《皇家律师》第一季中的男生Nick和女生Niamh，就是两个实习律师，他们虽然不是“主角”，却也为观众展现了实习律师的学习过程，这对于提升律师的“实战”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北美早期的法律教育中也承袭了其宗主国的一些做法，注重“学徒见习制”法律职业培训体系的建立。被称为美国首位“法学教授”的乔治·威思，就是美国建国之父托马斯·杰斐逊的见习导师；而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也曾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律师事务所见习过。不过，对于早期北美各殖民地律所的学徒见习制度，亲历者却颇有微词。在罗伯特·史蒂文斯的著作《法学院——美国法学教育百年史》一书中，认为律所见习制度对参与见习者的“磨损率”很高，因为“见习工作无非是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的文书校对”。

即使在威思的律所拥有愉快见习经历的杰斐逊，也曾表示“我始终认为让年轻人跟随律师见习，至多算是跟着打杂”。而作为美国宪法签署人之一的威廉·利文斯顿，更是表达了当时见习的缺乏效用，“如果说可以通过永无止境地誊抄判例就可以把法律学到手，那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当然也正因这些弊端的存在，才有了美国规模化培养法律人才的法学院的兴起。不过即便如此，以哈佛大学法学院为代表的“判例教学法”，依然强调学生对法律实践给予足够关注的教学模式。法学院教育与律所见习的结合，或许正是美国可以打造如许法律精英的重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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