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心理咨询关注摆脱身份焦虑的中国：从普遍帝国到普遍人民

编者按：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后冷战时代最重要的世界大事。但是，崛起的速度过快，也带来一些问题，主要是既有的内部和外部秩序，调整的速度难以跟上崛起的速度，导致了内、外部的失衡。在一个思考未来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在思考两个问题：未来究竟有没有机会？中国到底有没有前途？而要推想未来，首先要摆脱关于自我的一种“深刻的焦虑”，知道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关注这种“深刻的身份焦虑”，就是要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上，回答“何谓中国”这一问题。

以下内容来自《枢纽》，让我们打破一般历史讲述的中原视角，来看一个超大规模、多元一体的世界秩序枢纽——中国。

外部视野与内部视野

晚清的历史，是中华帝国的世界秩序想象不断受到冲击的历史，最终这一想象内外交困，不得不去寻找新的路径。

冲击首先来自外部世界。从帝国的世界想象受到冲击的角度而言，1840年的鸦片战争并不是什么“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起点。《南京条约》所要求的治外法权、赔款、开放贸易等等，在大清看来，与1835年通过条约给予中亚的浩罕汗国在南疆地区的特权大同小异，其所给予英国的最惠国待遇甚至比向浩罕汗国所做的妥协还要小得多。

了解在战争中，大清同样将在西北征战的战将调到东南应对英国人的进攻，它认为这两种战争也差不多是一回事。对大清来说，对浩罕汗国的条约与对英国的条约，唯一的区别就是治外法权等不是被应用在藩部而是本部，有些不大容易接受而已。英夷与其他夷人大概也没有多少区别，夷性犬羊，天朝赐其一些恩典，用货殖之利羁縻之可也，此后帝国便可一仍其旧，高枕无忧。

到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清国都沦陷，皇家园林被焚，之后筹建总理衙门、兴办洋务等等，大清的世界想象才真正地受到冲击，不得不承认西方国家是与大清对等的政治存在——虽然仍不认为其在文化上堪与大清相比，这也意味着大清所受的观念冲击仍然有限。在此之后，大清费尽心力地打造了一种双重外交体系：一方面是东亚世界，诸藩国仍与大清处在朝贡关系之中；另一方面，是大清与西方的外交关系，处在国际条约体系所规范的平等关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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