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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办学校哪家的教育体制最好

发布于 2017年06月29日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也在进步。到了戊戌时期,我国教育从最初的“一段制”,发展为“二段制”。如1895年盛宣怀奏准设立天津中西学堂,分头等学堂(即外国所谓大学),二等学堂(即外国所谓小学堂),二等学堂头班毕业后,即升入头等学堂四班,其余以次递升。这是中国最早的分级学校,但仍无明确的“中学堂”之称。

哪家的教育体制最好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也在进步。到了戊戌时期,我国教育从最初的“一段制”,发展为“二段制”。如1895年盛宣怀奏准设立天津中西学堂,分头等学堂(即外国所谓大学),二等学堂(即外国所谓小学堂),二等学堂头班毕业后,即升入头等学堂四班,其余以次递升。这是中国最早的分级学校,但仍无明确的“中学堂”之称。至1896年孙家鼎书《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时,也仍限于小学、大学两段,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学”之称。

1896年盛宣怀奏办南洋公学,并分为外、中、上、师范四院,开始有了“三段”的形式,即中院相当于中学一级,这是我国中学教育之始。南洋公学于成立时,设总理一员,相当于今天的“校长”;总教习一员,执掌全校教务工作,相当于今天的教务长;另外还设有学监等职。如蔡元培在南洋公学时就担任总教习一职。

校长的称呼

戊戌变法前后,我国于管理全校一切事宜的校长一职的称谓是变化多样的,如南洋公学称为“总理”,绍兴中西学堂称为“监董”等,而总教习一称则无变化。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校长”一职的职责,其认识是不同的,人们正在探索怎样以一个词来含纳它的内涵,这也是教育行政走向科学化的必由之路。

1898年,孙家鼎在《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规定学校分为大学堂、中学堂和小学堂,他说:“今当于大学堂兼寓小学堂、中学堂之意。”从此有了正式的中学之设。而总理衙门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时也指出:“西国大学堂学生,皆由中学堂学成者递升。今各省之中学堂,草创设立,犹未能遍;则京师大学堂学生之情形,亦与西国之大学堂略有不同。今当于大学堂兼寓小学堂中学堂之意,就中等列班次,循级而升,庶几兼容并包,两无窒碍。”所以,京师大学堂于初办时,含有中学一级。因之它的行政职官也可作为中学行政管理沿革中的一个考证依据来加以研究。

职务安排

《京师大学堂规条》规定:大学堂设管学大臣、总教习(西文、汉文)、总办、提调、分教习。其中中西文总教习负责全校教学及各管理工作的分配,故相当于今天的校长。他分管的工作包括:学堂课程安排、学生学成出身章程、各省府州县学堂训章及各提调、分教习的工作安排,从这种职责权限来看,总教习应该是学校最高负责人,偏于宏观指导和教学上的安排。总办则相当于后勤事务总管,负责学校日常事务性管理工作。如黄仲韬(寿州)生病时,以总教习兼管理事务。可见总办是负责管理事务工作的,而总教习更多地负责学术教学方面的工作。提调则相当于学校内部各部门具体负责人,在京师大学堂“设提调12人,一人管支应,五人分股稽查学生功课,二人管堂中杂物”。且藏书楼和仪器院也各设提调一员。章程第七章第四节又规定:一切工程及购书购器等事,皆由总办提调经理,再次证明总办和提调是负责学校教学外一切管理事务的人员。如提调按月将学生功课呈总教习察核,说明提调受总教习领导,在行政级别上低于总教习。

在京师大学堂,提调和总教习的角色正好与京师同文馆不同。因而丁韪良以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再次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承担了校长的责任后,就可能被人误以为他在京师同文馆中担任总教习,也就相当于任了校长一职,以为他是京师同文馆第一任校长了。

管理体制改革

截至1902年学制改革之前,我国中学教育虽有了一定发展,但其内部行政管理仍很混乱,行政组织设定多是根据办学者的主观意见而定,并无科学依据,这也对我国中学教育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而且由于当时学制未立,全国学校管理处于一种无序状态,人们急待教育的全面改革。

在人们的呼吁下,在社会形势急剧变化的压迫下,1902年清政府开始了教育改革的尝试,并颁《钦定学堂章程》,其中规定:中学堂以府设立为原则,称之为“省立中学堂”,由私人设立的,称为“民立中学堂”。为此,中国有了中学教育的具体设置办法,并规定“总理”为“负校务之全责者”,即总理为校长。可惜该章程并未实行。

1904年进行正式的教育改革,并颁行《奏定学堂章程》,同时对中学管理人员作出了一定规定:中学堂应设监督一员,统辖全学员董司事人役,主管一切教育事宜。并专设了文案员、会计员、庶务员及监学。全国由此有了一套统一的组织管理系统,管理人员也有了统一称谓,避免了中学校长、教务主任等官职随意设置的现象。但是,从对这些管理人员的规定也可以看出,1904年教育改革时,人们对学校行政管理仍无一科学认识,学校中无有序的行政组织,管理中不是层层管理,而是散状布局,不利于形成管理中的层级权威性。

在中学设置一“主管一切教育事宜”的行政官员,并且将之称为“监督”的措施在清末教育改革后一直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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